马欣透过写书，自我救赎也接引他人，她的《阶级病院》，写出阶级底下幽微的人性，“在阶级的保护下，你只需要跟从，不用思考。”
阅读马欣《阶级病院》的过程，像是一场拆解自己童年的实验，看她深掘出我们这个世代人灵魂深处的黑洞，写出阶级底下种种幽微人性。我一直认为，当阅读在心内出现了背景音乐与气味时，便临近殊胜。若说马欣的文字是沉淀后、凝结着的无光青春，那马欣本人却是灵动与戏谑，有背景音乐倏地唱起。
推荐阅读：给异类与怪胎的情书！专访马欣：“人都有离群认路的本事”
马欣的文与人，总让我想起陈绮贞的一首歌曲，必须得是澈亮的嗓音唱着：“你一直在玩，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你跑去跟别人玩，你跑去跟另一个人玩。”马欣在玩着，却不是玩乐，而是笑眼看人间百态。
正如访谈之初，马欣对我说着她对笑容的体会：“因为我的长相有点像是 Q 版的龙猫，所以我知道，有时候只要笑就没事了。”
童年终于摘下了它欢愉的面具
我不禁想起马欣在看完电影《血观音》之后写下的：“女人是学会笑的动物，看你要笑得清浅、深刻还是开朗。”笑，也是一种伪装与保护色，更是她口中总戏称的一场“卧底实验”。我点点头，女子皆懂。但令人吃惊的是，马欣开始理解笑容之下万般角力场的年纪，如此年幼。“我是在小学三年级开始明白的。更童年时的我，其实不太喜欢笑、不知道如何与人互动、也不认为有这必要。直到那件我书里写到的‘霸凌’事件之后，一切才开始有些不一样。”
马欣带我回到她的童年，那时重庆南路的书街还正火热，她小小的身影穿梭其中。在书局里那一长排代理的国外童书、外文名着中，她翻到了《苍蝇王》。
《苍蝇王》那一场属于孩童也属于世人的变奏大逃杀，让年幼的马欣理解了“角色”也是一种战略位置。“我开始研究班上的人，发现跟从者与主导者的动作仪态、笑容都是不一样的，从那时我开始觉得，把自己标签化，也很有趣。”后来的她，更在女校里学会，如何笑得斟酌一点、不要太放，才不致招人讨厌。但到了长辈或男性面前，只要笑得开心一点，很多事就能混过去。那种女性面对不同对象时，笑容的斟酌，被马欣看得通透：“我那时候很喜欢做这些实验，因为笑容可以避掉许多别人对你的猜侧、假想的敌意、轻易的让人标签化你。你却反而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重获自由，因为你让对方安心了。”
是如何的童年，哪般的场景，让人不得不提早看穿世间的假面，入世游戏？我不禁想起歌手雷光夏为《阶级病院》写下的推荐短语：“童年终于摘下了它欢愉的面具，那些当你还未意识到之前即已发生的阶级倾斜。”童年之眼，往往是残酷的，从马欣的回忆中我们看见了，她过早成熟、提前摊破的眼神。关键字是霸凌、凋零与阅读。
于是她在《阶级病院》里反覆召唤出发生在家中剧变来临前，那场阳明山里鬓影繁花般的私密盛宴，以及尚未搬离的那栋旧宅两层洋房。这些如今看来阶级分明的场景，是在阅读马欣、阅读《阶级病院》时必先流览的游戏前导画面。而这些被她说起来、写下来淡极的回忆，却都是一种沉重至底后的反弹，这也让她成了她口中“不成形状的人”。
成年许久后的她，经常遇见友人提问：“因为我‘曾经’开朗活泼，所以在我长大不需要经常伪装后，很多同学都开始奇怪，我怎么不再是那个开朗活泼的人了？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马欣是那种身子骨相极美的人，她轻轻就能撑起美好的颈肩，却说出绝决的话：“因为那个人跟我无关啊，我一直都是卧底。即使到现在也还是，我还在这个社会里面，顶多可以‘下课’的时间多了点，那就是我写作的时间。”
马欣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是在格格不入，当她第一次站在阶级崩毁的废墟之下时，不到十岁。
于是她才能从废墟里伸出双手，拉出小小的自己，告诉世人：“为什么要摘下面具？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有面具、在卧底，因为他想从中得到的目标大于这些，于是他变成了一种自然，‘大人’就是如此诞生的。”
在阅读的冷冽里取暖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写作与阅读，不管是文字、影像或音符都有其意义。马欣也如是，她回忆那些最初相遇的文字、人物与作家们，这样说道：“开始阅读后，我感觉到就像是有人从远古伸出手来解救自己。”尤其是当她在六、七岁时，面临着家族信仰的崩塌、对大人产生质疑的痛苦，那时的她确是被书架上的书救了。她一一唱名：“从《苍蝇王》、《高老头》、《安娜卡列妮娜》到沙林杰、左拉、莫泊桑，这些名字，从我可以抓住的一根稻草变成了许多稻草，这比师姐来拥抱你还有用。”
阅读，也帮助了她理性思考，像是在《爱莉丝梦游仙境》中她读懂了，关于爱莉丝到底有没有从 Wonderland 中出来并不重要，因为她一定会再回去的，就和《全面启动》那个旋转不休的陀螺一样，当你拥有开启一个异想世界的能力时，你该关注的不是如何出来，而是如何回去，她对我细细说着原因：“傻瓜，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欲望。”
那些阅读，都让她感到被理解。即使是萧条衰亡如《红楼梦》、凄冷寡欢的张爱玲，她都从中感到了温暖。不是只有温暖的结局能解答人生，这是马欣为我展开的另一种生命题型。她回忆，“第一次看《红楼梦》时，我才十一、二岁，当然不可能完全了解那样的世界。但不知为何我却很喜欢，它虽然明写热闹，却是越热闹越苍凉，那种荒凉竟然很温暖的包容了我。”马欣的阅读，便似烈火与清焰，正因为她所目睹的人事已非，曾经被前人看到、被理解，于是得以宽慰。从曹雪芹那双眼中，她看得更透彻更清明，“说穿了，人不过是要选择，像薛宝钗一样成为体制的拥护者，还是要像林黛玉一样在某个地方仍坚持维护着自己的自由。《红楼梦》也是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跟《哈姆雷特》没有不同。”
年幼的马欣接受了，“那些华丽的夜宴都是得结束的。”即使是冷冽的书写和阅读，但原来她的荒凉都能被理解。从他人的身世与故事中，她于是明白了：“这也正是我所生的时代，权力在交接，我知道我们家族所信仰的价值观、风光的人物都在下台。但还有人想反击，有人却只能吃惊，我虽然小，也知道这一切终归会结束的。”
马欣曾经写下她初读张爱玲的感受：“第一次滑溜到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并无障碍。”或许这些正好与她的童年记忆无声重合，她说起张爱玲写下自己父亲吃鸦片时的感受，那种家族腐朽的感觉，她也有同感。访谈间，她内敛着、斟酌着向我透露那书中写下的童年与家族，但我明白，马欣是那种越是节制、越显滂沱的诉说者。她向我轻轻回忆道，“当‘那个家’要走过繁华了，目送它，是很辛苦的，因为那里都是你爱的人。而我的爸爸一辈子都是一个阶级服从者，为自己的阶级努力者。”
她总能记起，当家族的阶级出现动摇时，旧宅的房门不断在改动着位置，每周、每月都有不同的风水大师来，房里的门变来换去。一个房间里，就可能开了三道门，书架也得搬来搬去挡住旧的开口。她声音低了下去，接着说起：“那时候，我就知道该糟了，父亲慌了。他那么辛苦的在维持着自己的阶级，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避险，没有做过不正确的决定，连婚姻也是。但后来却得靠着门的更动，去挽回什么，你很想为他哭泣。”但哭泣或不安，都无法挽留慢慢消失的事物。那段时光，也在马欣身上留下强大的冲击，就像张爱玲写父亲的那种心痛，马欣只轻摇了下头，对我开口：“但我离张爱玲还很遥远，她太强大了。我只是明白了，在那么小的岁数时，我无法安慰父亲，只能抱住他即将消失的身影。”我想，这就是《阶级病院》里，马欣选择写下童年光景的原初冲动，她仍在尝试拥抱从阶级跌下的亲人，以及那目睹着一切的、小小的自己。
我忽然想起，那个天暗得太早的下午，我匆忙问起了她写作的目的，她不作思考、更不怕俗套地回答了我：
“写作有目的吗？当然有，为了救赎。当你发现你能在救自己时，也同时救了别人，就好像可以继续写下去。”
阶级，是不可能改变的
“在阶级的保护下，你只需要跟从，不用思考。”这是马欣在书里、在话语间，不怕揭示予人的。她的文字就如同阶级本身一般，如此残酷。
就像她一边向我说着：“你要脱离阶级，只能靠你的思想、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就像《艾蜜莉的异想世界》一样，壮大心灵，才能面对现实。”我才觉松了口气，她却又选择向我残忍公开：“但事实是，阶级是不可能改变的。”心灵的训练，何尝不是一种遁逃。
正如同在她自述的童年阅读经验中，那一串华丽的名家书单开展而出，她也承认那是一种不可避的阶级。书写跟阅读，也存在着阶级。面对我的提问，她一贯坦然承认，“确实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书柜，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在六、七岁时，就能在《苍蝇王》里找到理解，当然更不是每个人都能书写。”长大后，经过无数次搬家的她，更能体会着“拥有自己的一面书柜与唱片柜，是多么奢侈的事。”
“有一个能看得见那些藏书的童年，我觉得我当然是侥幸的，这绝对是有阶级的。”但不可否认的还有大时代的变异，她依然能清楚记得，那是一个转角就有书店的时空，那使得过去的阅读阶级没有现在那么高。“现在你要看书、找书，必须特地去诚品，去跨越许多服装店、文创店，才能到达。”
更残酷的事实是，懂得阅读，也不一定就能从阶级中脱出。马欣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包法利夫人所接受的婚前教育，竟然是阅读一堆罗曼史书。或是因为阅读，而被礼教捆绑的更紧。但是马欣要谈的是人性，她直言：“礼教其实更是恶意的温床，因为它没有思考到个人，只能思考群体。我们经常也能在社会看到，甚至自己也习惯用同样的标准看不同的个人。”她形容，这就像是在人群中抽出不一样的人来理毛，长一样了，才能再放回去，这就是“礼教”。
马欣从日本漫画《浪人剑客》里举例，一个充满礼教的家族与社会，是如何的模样。“漫画里，宫本武藏去挑战强大的吉冈家族时，当那个强大的家族面对他时，却无人愿意出剑，只是左右互看。”吉冈家族才发现，他们最大的羞耻不是战败，而是竟然没有人看向前方，只左顾右看着谁先出脚。
“这正是很多国家、民族、家庭的缩影，所谓的正义是你看了别人先出手后，再拿出你的小刀来晃一晃。”
这也是我们不可能打破阶级的原因，因为它要守卫的东西太多了。马欣从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中看见：“在《城堡》里面，那些人根本不知自己在保护什么宝物与领袖，‘他’从未现身，守护的不过是一种价值。”那虚幻的价值是什么模样？马欣解答，“就像大家的存款数字一样，那是人的安全感，它不可能被取代、更改，并且无所不在。”
《阶级病院》的封面上，有句醒目的自述，马欣写下：“原谅我是一个怪物。”这句话的缘由，正是因为她意识到她所写下、所思考的这些事物，可能会造成他人的困扰，“因为原本，谁都不需要想这些”。
可不是吗？马欣真的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清醒得格格不入。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阶级无所不在，但总是有如同马欣一般，天生无法成为阶级守护者的人，我相信绝非少数。正如同马欣所举的例子，“写作者通常都不会是阶级守护者，要不然干嘛来做这么苦的事？”如今，写作早已非神圣的事，它成了一种思考的方式，但思考却可能是一种自苦。
“很多人会感到精神痛苦，就是因为思考让他变得将醒未醒，他没办法这一个物质与阶级的世界里面遨游，也无力改变这空转与徒劳的本质。”马欣诚实到无以复加，她甚至坦言：“不写，当然是最幸福的事。”
马欣是从编辑成为影评人，再成为作家的。从一个相对安全的观望之处，跳进这无异于大娱乐场的世间，她无奈的自嘲，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股恶心的使命感。“这讨人厌的使命感，让我跟自己过不去，于是去写没人喜欢的反派，后来编辑发现我想要引渡、藉壳的思考，才鼓励我自己走出来发声。”于是，她才写下了这本自陈家族、童年与斑驳记忆的诚实之书。
我在她的身上明白了，世界始终需要诚实的书写，悲惨或残忍甚至比起励志鸡汤文温暖，因为它才是真实。我无比同意马欣所说的：“心灵书籍太多了，好像所有人都可以批判你、教你怎么有被讨厌的勇气，包含你自己都可以讨厌自己，大家都不快乐。”但问题其实在你的精神世界，如果它不够具体的存在、甚至不曾存在，你就得一直从外面找寻认同，“就像汲水一样，可井掏干了，你就慌了。”
如果说，面对童年的悲惨贫弱，是勇敢；那么面对童年的华丽特权，是更勇敢。马欣未曾回避着自己在他人眼中那似乎是“站在阶级上”的过去，这看来光鲜的花环，却可能布满倒刺。她早早就都明白，于是才能和我说出：“我经常想，会不会我背负了某种原罪？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存在，时过境迁，我又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上，书写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事，但我还是想面对。”
“如果今天不目送这些过去的身影，我过不去。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不正确，他们都真实活过一段时间，即使是南柯一梦也好。”我总能在她的字里和故事里，读到一种隐形的温柔。于是我相信《阶级病院》并非为了批判而生，是为了救赎而写。
从躲在电影后的书写者，她现身召唤出自己与所爱之人的身影，而且不以小说保护自己，而是选择她认为一定要诚实的散文。马欣以一种宣言般的神态，向我说道：“写作这个东西，如果不诚实，那它就不成立。”她一直记得，写《美国众神》的尼尔．盖曼曾说过，写散文如果不诚实，就别写了。而她欣赏的张爱玲与萧红，不也都诚实的接近赤裸吗？
“所以，我只好诚实以对。”
回顾《阶级病院》的写作之路，她以许多殇逝作为一种纪事。“开始写时，发生了林奕含的事件；写作中途，我读到了韩国男团 SHINee 钟铉的那封遗书；快成书前，又看到了卢凯彤的离开，他们都是终究没法挺过去的人。”马欣说，那是非常伤心的一个过程，她在读钟铉的遗言时，发现自己完全能理解他所说的“辛苦”活着，是什么模样的辛苦。因她自己也是这般“乖戾的、没有社会化的人”。
我却忽然懂了，她的书写是一场自救。有些人在书写里完成了救赎，却活不过人生的“无明”之难。马欣不然，她选择这条劳动力跟种田差不多，CP 值又超低的书写道路，不过是想将曾经温暖她的文字力量，接引更多同路人。
天色暗得快，小房间里的马欣，刚喝完杯子里的水，起身摄影前，像是想起什么般轻轻补充：“我在想，如果有个今天还活着的人，告诉你一切都没有关系，或许可以给别人一点点力量。”在阴影中的她开口，说出我不需笔记也能记下的话语：“像我这般歪七扭八、在阶级里长得怪身怪样的人，如果我都可以幸存的话，不管你是谁，都是有同伴的。”
阶级病院里，也许无药可医，但无论你是有病、奇形、故障或是寂寞者，都能找到同类，一起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