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控诉性侵有诬告之嫌？听听 #MeToo 里的男性恐惧

MeToo 有诬告之嫌？先从“证言不正义”与“诠释不公”这两个名词认识起，探讨 MeToo 里的男性恐惧。

文｜杨子琪

香港在 2017 年底爆发 #MeToo 风波：青年运动员、“栏后”吕丽瑶公开表示，自己在 14、15 岁时遭前任教练性侵。很多问题因此得以讨论：幸存者面对性侵的心理状态、社会谴责受害人舆论、司法程序二次伤害、性教育缺失⋯⋯而其中一个在网上最大争议的点，在于一种普遍获得男性同感的心理：害怕被诬告。这个现象很值得讨论。

会否有女性诬告男人性侵？这个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然而，这种可能性，被香港的网络 KOL 陶杰等人捉住放大，说成人人恐慌、人人被诬告、女人但凡控诉性侵都有诬告之嫌——这种放大，放在现实的脉络中，是缺乏意义、甚至是恶意的。

1. 数字

如果我们看一看数字，就会明白：实际上，强奸案件入罪率之低，令人瞩目惊心。在香港，根据警方统计，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期间，强奸和非礼的入罪率分别约为 19.6% 及 28.8%。

再看错误指控率。据刘满新 [注1] 的研究，实际上，说“女性说性侵有可能是诬告”，是在夸大性侵的错误指控率。尤其是陶杰式的幽默，令人误以为在性侵指控里，诬告或者错误指控很常见，并且有很多无辜（男）人因此受害。让我们以外国数字为例：根据英国内政部的统计，英国警方接到的报告中，只有 4% 的性侵犯指控为错误指控。根据 Liz Kelly 2009 年和 2010 年的研究报告，在欧盟国家中，错误指控率只有 2% 到 6% 之间。性侵的错误指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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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拷问这些资料，这些数据还有虚高之嫌。根据 Kelly 的分析，“错误指控” (false allegations) ，其实还包含了那些可能确有发生、但取证困难而无法获取足够证据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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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

我们不仅要从事实反驳这种心态，更要从社会文化的根源去理解这种心态。我认为，这是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对女性的“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这是由哲学家 Miranda Fricker 提出的概念。

别担心，我可以很将它解释得很简单：Fricker 关注两种日常实践：传达知识，以及理解（make sense of）我们的社会经验。关于传达知识，存在一种认识论上的不公，她称之为“证言不公”(testimonial injustice)；而关于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社会经验，也存在认识论上的不公——“诠释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

举一个简单例子：当女性和男性向警察作供时，警察倾向不相信女性，这便是“证言不公”，即女性证言的 credibility 很低。而当一个女性遭受职场性骚扰，如果她所身处的社会尚未对她的这种社会经验，形成一种“这是性骚扰”的集体共识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而将此看做“调情”时，不止社会其他人无法理解她，甚至她自己也无法很好地理解她所经历的事情。这种状态称之为“诠释不公”，简而言之，即对某种社会经验缺乏理解的 injustice。

#MeToo 运动的男性恐惧作为一种现象，正正反映了这两种 injustice，如何长期深植根于社会文化之中。

首先是证言不正义。在网络上，我们随处可见，人们在批评“网络公审”之余，同时又踩过界——好多言论直接质疑吕丽瑶，说她的话不可信。无论几多人出来解释，受害人为何不报警，为何时隔多年先公开，各种心理的、权力的、法律的问题，无论多少细致分析，那些人的耳朵都好像关上了一样。为什么？在他们心里，长期形成一种对女性的 testimony（证言）的不信任。或者说，女性的证言，credibility 较低。他们说，女人都是性交后反悔，或者因私怨想藉此报复男方。他们说，女人都是鸡，很随便，怎么会被性侵。这些所谓的印象，当中的偏见，正正反映了人们对女性证言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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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Fricker 所说的，testimonial injustice。当“口同鼻拗”，比如之前幼稚园老师怀疑被强奸案，女方在法庭上展开案情的那几天，网络上已铺天盖地说她是“老屈”（诬陷）；而到男方展开案情时，他当然完全否认女方的说法。在官司结果还没出来前，你猜网民会信谁呢？

在性侵这个议题上，对女性证言的 discredit，再深究一层，源于刚才所说的第二种 injustice——“诠释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

即是说，当社会没能将女性的经验，形成一种集体共识（collective understanding），女性口中所说出的感觉、视觉，对社会而言，成了一个异数，一种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种诠释不公是怎样一回事？在 Fricker 的理论中，社会每个人都在参与建构某种共同理解，并形成某种集体的诠释资源（collective hermeneutical resource）——就好像一个 pool，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用于解释、理解各种社会经验的资源。而造成诠释不公，原因是有权力的人或群体，在参与建构某种社会共同理解（collective social understanding）时，拥有相比弱权力者更多的优势。这些有权力的群体，可以影响社会的集体的诠释资源，比如令这资源形成一种对某个身份群体的人的偏见。

从而，当有权力者群体去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时，可享有更有利的诠释资源；而那些弱权力群体的人要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就无法享有相同的有利自身的诠释资源去解释这些经历，从而他们对自身社会经验的解释会在社会共同理解的建构中失声（be obscure）。

我们可以看回#MeToo运动。当吕丽瑶说出她的经历，童年性侵，她说，她没有反抗，甚至事后自己把一切收起来，继续过生日。当我们看到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说，她们没有反抗，甚至根本无法反抗；而她们也不想报警，不想公开时，我们看到什么？——社会不理解她们。

无论我们解释多少次，说，强奸大多数是熟人强奸，熟人强奸有权力关系影响，当事人会因此没有反抗，不敢反抗，无论我们解释多少次，即使陌生人强奸，当男性压倒你时，其实妳是可以动弹不得，无论我们解释几多次——社会不理解。甚至连一些女性也不愿相信。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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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在建构社会共识的过程里，谁是有权力者？谁是权力较多者？一定不是女性。否则如何出现如此多深入人心的偏见？女性不够男性理性，女性数学不好，女性司机比男性差，女强人好恐怖⋯⋯社会的诠释资源，从来都不是有利于女性，包括性侵——诬告，讲大话，报复男人，鸡⋯⋯ 有些人说，女性在性侵上，天然有道德优势。那为什么在法庭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法官的裁决，即使已经罪成，仍说那个强奸者多么优秀，前途不能因为性侵犯罪而毁于一旦？史丹佛案，还少吗？未审先判女性是诬告是鸡，还少吗？优势究竟在哪里？

有时我们以为，遭受性侵的人如果是儿童，那就是最完美的受害人了，几乎所有人包括高登仔（香港论坛，类似台湾的 PTT），都会相信孩子的经历。可是吕丽瑶事件展现的香港舆情，网民一片倒地批评吕丽瑶不报警是诬告，不正让我们明白，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完美受害人，女性在性侵上也并非真的有什么道德优势。

有权力者，在参与建构社会共同理解时，影响社会的集体诠释资源，形成一种对女性有偏见的诠释资源——女性如果没有激烈挣扎，就不是被性侵；女性如果平日很“随便”，那她的证词不具有可信性；如果她事后没有立即报警，还同强奸者正常相处，那她就不是被性侵。高登上、网络上那些留言，正是这种被偏见影响的社会诠释资源的体现。

于是，女性在尝试对自身被性侵的经验进行理解时，便只能从这种充满偏见的诠释资源获得诠释：对自己，她可能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的谴责当中，无法很好的理解自身经验；即使她没有自我谴责，当她希望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经验时，别人却因为这充满偏见的集体诠释资源而无法理解她。

这种现象，在荷里活事件更为显着。关于荷里活性侵风波，陶杰说，演艺圈就是这样的生态——权色交易。也就是说，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演艺圈中发生的，在导演、制片人权力远大于演员的时候，在那种“不上床就被雪藏”“不脱衣服就一辈子没演出机会”的权力关系下，所发生的性行为，只是一种交易，而非性侵。

但那只是交易吗？不。只要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愿的，那就是性侵。

刚才说，当一个社会不认为职场性骚扰是性骚扰，只是调情时，就连女性自己都无法理解自身的经验。所谓演艺圈的“交易”，就是这样一种没被理解的经验——以权力威逼利诱，其实都可能是性侵，而非只是交易。过去在建构社会共同理解时，这种经验当然不会获得发声——有权力者如 Weinstein，自然拥有比受害女性更多的优势，去影响社会的诠释资源，令受害女性禁声。New York Times [注2] 对此有深刻报道。而这正是 #metoo 运动爆发，所带来的一个革命性改变——让女性的经验发声，参与到社会共识的建构当中。让所有人明白，以前不被认为是性侵的，其实就是性侵行为。

可以说，#metoo 运动，正在改变社会共识建构的参与者的权力关系，从前处于低处、弱势的人，现在被 empower，让她们的经验被“看见”。让社会诠释资源，从以前对她们极为不利、充满偏见的一方，慢慢转为平衡。

回归到男性的恐惧心理。为什么在错误指控率如此低，而强奸入罪率亦如此低的情况下，男性仍普遍抱有这样一种害怕被屈的心理？我想提出的一个角度是：是否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刚才所分析的，对女性证言可信性的偏见，以及源于对女性在 #metoo 运动中获得新的权力地位、参与社会共识建构的不安情绪？当女性的经验获得比以往更大的声音时，当定义性侵的权力不再紧紧握在男性手中时，是否，这是男性恐惧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