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轩行笔】当大家说“在台湾别当医生”，有一群人仍在医护现场努力

这个专栏，是我每周对生活的一点观察，一些感悟，一些想法。不论理说教，不聊是是非非，只有我自己和自己生命周遭的互动反馈和记录。我感谢我能活着的所有时间，愿能以此专栏，感念所有相逢。我相信，每次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次的重逢，都是亿亿人里的不可思议。

“医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错误的职业。”“在台湾千万不要当医生，医生是一个猪狗不如的行业！”近日台大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黄慧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振聋发聩又沈重的自白，让社会重新思考台湾的医疗环境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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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曾是最受敬重的职业，而其受敬重，不仅在于薪水高低，而在于医生是人们生病受苦时，能仰赖的一盏明灯。如果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慰藉，医疗环境也可以说是人类存活的重点要件。台湾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素质，曾经不仅独步亚洲，在全球亦有一席之地，我们曾进行许多全球或亚洲第一且成功的手术案例，台湾的心脏手术移植、肝脏、冻卵技术、无疤痕腹腔镜胃绕道手术等。

2012 年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曾认为全球医疗环境，台湾仅次于美国及德国，排名全球第三，也是亚洲第一；但，曾几何时，2017 年知名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在比尔盖兹基金会赞助下，分析全球 195 个国家于 1990 年到 2015 年的健康数据，发现台湾在同样经济阶级的国家中排名第 45 名，低于亚洲的日本及南韩，过去台湾医疗环境独步亚洲的风景已成明日黄花。1995 年上路，曾被誉为全球最好的健保制度，也在政府失能全民滥用的状态下，成为压垮台湾医疗环境和医病关系的沈重稻草。

前些日子，因为一颗掉落的牙齿，我遍访台北知名的牙医，从大型教学医院，到精致私家诊所。再前些日子，日本旅行之际，因为家人犯了气喘，在日本不得不看了几次医生，从夜间急诊到日间检查。台湾与日本就医经验的强烈对比，让我对于所谓医疗环境、所谓医生、所谓医病关系，的确有切身感悟。

不尊重专业，是最让我痛苦的领悟。

也许在台湾各行各业皆是如此，也许我们总已经习惯。但是，每次领略，我依然觉得难受，并期待我们能开始改变，至少可以从我自己和我所带领的团队开始——学会尊重专业。目前的医疗环境，让医生和医护人员难以热爱自己的职业和专业。当我们的医护人员对于自己的职业与任务，不再具有使命，不再觉得光荣，我们整体环境只会雪上加霜，如黄慧夫医生所言的“当医生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如何尽心尽力治病人，而是如何先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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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周，我去看牙，照了 X 光，医生建议我进行植牙，但又附加说一句“但你有增生牙，会增加植牙手术风险与时间。”我紧张地问主治医生，什么是增生牙？风险是什么？医生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去 google 就可以了。听到医生叫我去 google，我一愣，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医生应该说的话。但我知道，现在所有的病人一看到医生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医生，我胃痛，我 google 的结果有可能是什么什么。”我有一些医生朋友，他们无奈的跟我说“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医生厉害。”我想这个医生，可能已经放弃证明自己的专业。

虽然医生不回答我，我还是想确认诊疗风险是什么，但医生看都不看我一眼，已经在看下一个病历，挥挥手说好了，你可以走了。我再一愣，喉咙里还有问题想问，但听到身后几个实习医生嘟囔着“今天挂号人山人海”，我突然理解了。在台湾，尤其在大型医院，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思考和诊断。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鼓励医生与病人对话的环境。现行医疗环境鼓励工厂式作业，把医生当作产线工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组装的物件，医护人员必须右手装一个钮扣，左手拴一个螺丝，抽血、X光，各项检查都是产线管理。一个病人最多只能花五分钟，再多花更多时间，都会造成产线的困扰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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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我又看了几家小型诊所，每个医生都给我植牙的建议，但没有任何人提到增生牙可能造成的风险。我甚至感觉到我在渴望，极度渴望有什么医生可以明白的告诉我，到底我的口腔怎么了，而增生牙会造成什么手术困扰，我愿意冒险进行手术，但我想在可控的范围内知道更多。(是的，后来我的确 google 了，发现有 1~4% 的人类会有增生牙状况，意思是除了原本的 32 颗牙齿，还有其他多生的牙齿。我的状况比较特殊，在我有问题的那颗牙齿附近，有两颗隐而未发的增生牙，这会造成植牙手术骨头底盘与神经的风险和增加手术复杂度。）

当时我看牙，看到万念俱灰，因为我发现，因为这个扭曲的医疗环境，可能让这些医生，必须更在意的是植牙能赚的钱，而不是病人的身体条件。

直到我去了预定最后一家要寻访的牙医，遇到的最后一个医生。他年纪大概跟我爸爸差不多，满头灰白发，声音很爽朗自信，他同时也在某医学院担任副教授。我一坐上牙医诊疗椅，拿出电脑断层，拿出 X 光片，我先道歉，我说很抱歉我的牙齿不太好。他笑呵呵的说，没事，来这里不就是要看牙吗？来吧。让我来看看怎么了。不知道多久时间过去。我觉得过了很久。大概是我看了所有牙医最久的一次。我去的其他牙医，我大概躺在诊疗椅上一分钟内，医生就好像见猎心喜地说“你这个只能植牙了喔。我们来排下一次的时间吧。”

长长的时间，他仔细看我的 x 光片，也仔细看我掉牙附近的牙齿条件，他也是唯一一个摇晃我剩余的牙根问我痛不痛的医生，他几乎用各种角度摇动我的残牙牙根，反覆问我感觉，我一一答覆。不知道多久以后，他很确定的说，我想你的牙齿应该不用植牙，我做个牙套就可以了。尤其你这个牙齿的位置跟条件，如果是植牙，应该至少要花上一年半。我的嘴巴还诺大地张着，我听到他的结论，我吓一跳，我惊讶地反问不用植牙吗？每个医生都说只能植牙了。

他继续检查着我的牙齿，我听到他“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怎么说，我也不能管别的医生怎么说。但是我就是说我能做到的事情。尽我医生的本分，我认为可以，我就会做好。”我紧闭的眼睛，猛地张开看着他，他的眼神真挚而专注，我的眼眶突然红了，因为我本来已经要放弃我的牙齿了，这个医生让我感觉到希望。是的，就是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医生，最伟大的地方，能带给病人安慰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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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我的父母有可能会生病，我也有可能是病人，我也希望我的父母或是我可以遇到好医生。”“医生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他话还没说完，我感动的眼泪就一直落下。因为我不知道已经有多久，多久没有在台湾遇见一个充满使命感充满热诚、充满自信、甚至能让你感觉他因自己的医术荣耀的医生了。我这个曾经被无数医生诊疗要花十几来万，要花至少十个月才有可能处理而且不一定成功的牙齿，这个医生，只花了两次诊疗时间就完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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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到在日本的就医经验。价格当然不是全民健保可以对比的，看一次医生大概需要台币三千到五千，但即使在语言不通的状况下，我都可以感觉到医生在每个病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神，仔细的望闻问切，即使病人直接说是气喘，医生仍仔细地确认是否有其他感染或过敏源，当医生得出结论的时候，很认真的看着病人说“我的判断是——”，并再一一的解释每个用药原则和服用方法。

整个医疗过程，我感觉到的，是某种神圣性，是医生对于自己判断能力的自信和自慢（じまん）。

回过头来，想起在台湾的经验，又想到黄慧夫医生说，“台湾的医生猪狗不如。”我真的深切痛苦。我从小跑过很多医院，认识很多医生，我知道我们有太多优秀卓越的医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尊敬，而且能带给我们希望的护理人员。我真的期待政府与社会，能重视能重建台湾曾引以为傲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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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分享 Ewa Kopacz 的一句话 (艾娃·科帕奇，第 14 任波兰总理，同时也是继汉娜·苏霍茨卡之后的第二位波兰女总理，也是迄今唯一曾担任众议院议长职务的波兰女性。在踏入政治圈之前，她曾是一位小儿科与普通科医生。)

“我是一个医生——这是一个被视为有特殊使命、有所奉献的职业。这个职业需要深度的投入、尊重和衷于帮助别人的心。”

I am a doctor - it's a profession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 special mission, a devotion. It calls for involvement, respect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all other people.--- Ewa Kopacz

谢谢我的牙医，翁医师。

仅献给所有在医护现场的人们，谢谢你们，期待这世界可以给你更多的骄傲与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