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任贤写《向高墙说不》书评，此次针对书内第五章“告别性别不平等的歧视高墙”做论述，精练挑出性别盲点，做出深度剖析。
前言
台北市立大直高级中学，公民与社会科教师，黄益中先生（以下简称作者）于 2017 年（今年）4 月底，出版书籍《向高墙说不》。我曾经撰写一篇书评“《向高墙说不》抗拒高墙，却成为高墙的一部分”系针对该书的第 2 章“阶级高墙”作批判反思。本文接续该书脉络，再次撰写书评，省思第 5 章告别性别不平等的“歧视高墙”，重新审视惯性思考下的性别盲点。
性别的面相非常丰富，如妇女运动、女性主义、历史、性别平等教育、性别角色、性别刻板化、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民俗、媒体、医疗、食物、空间、法律、科技、地理学、身体自主权、美貌迷思、父权、爱滋、异性恋霸权、恐同症、情感教育、性教育、性别歧视与偏见、教科书、CEDAW、性骚扰、性侵害、性解放、性工作、色情、同志教育、亲密关系、流行文化、视觉文化、BDSM 等，生活无处不性别，连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有性别的味道。
作者在本章节中，以 1/4 的篇幅论性别平等教育，用 3/4 的篇幅谈婚姻平权运动，其他的性别议题皆未申论，有“画大饼”之弊。试想，难道只要完成性别平等教育与婚姻平权运动就能告别性别不平等的“歧视高墙”吗？再者，作者在既有的权力关系里又想要批判权力，因此出现许多错误想像。以下，我将针对作者的文本脉络，提出 3 点书中再现的性别迷思，腾出更多性别讨论空间。
一、再次跌进性别刻板印象的陷阱里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认同阴性气质较多者，其性别认同会倾向女性；认同阳性气质较多者，性别认同则较倾向男性。但有些人会同时认同阴性和阳性两种性别气质，属于‘两性融合气质’。当一个人的生物性别与性别认同不一致，则称为‘跨性别’。”（页 161）
解构这段内文，作者过于粗糙又简化的论述容易让读者混淆“性别气质”与“性别认同”。试问，为什么当一个人认同阴性（阳性）气质较多者，其性别认同会倾向女性（男性）？有没有可能是当一个人认同阴性（阳性）气质较多者，其性别认同会倾向男性（女性）？作者的论述脉络再次跌进性别刻板印象的框架里，从“男生该有男生的样子，女生该有女生的样子”跌入“跨性别男生该有男生的样子，跨性别女生该有女生的样子”的思想陷阱。
图片来源：大学报。
再者，作者认为“有些人会同时认同阴性和阳性 2 种性别气质，属于‘两性融合气质’。”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是同时认同阴性和阳性 2 种性别气质？事实上，每一个人身上皆有阴性和阳性 2 种性别气质。例如，一位父亲抱着刚出生的婴孩所表现的温柔慈爱，不就是展现阴性气质吗？
二、婚姻平权运动巩固婚姻制度，拒斥没有进入婚姻关系的他者
其实，作者谈论婚姻平权运动的内容在网路媒体上都可以找到相关资料，书籍内文并无新意。于此，我将提出自己对婚姻平权运动的不同见解，反思婚姻平权运动的误读。
未来，即便婚姻平权运动成功让同志进入法律保障，难道就不会再有任何人被排除在亲密公民权的保障外吗？有，即是“非已婚者”，如伴侣关系、单身者。以历史作为借镜，我们看见台湾妇运虽然成功削弱婚姻作为异性恋父权的机制，却巩固婚姻作为异性恋霸权的规范，同志被排除在亲密公民权的保障外。如今，台湾同运努力让同志迈进法律保障中，即便将来成功让同志在法律上享有与异性恋平等的政治正确位置，削弱婚姻作为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但种种婚姻制度所衍生的不劳而获的特权，却强化了强迫婚姻，巩固婚姻制度，继续将非已婚者排除在亲密公民权的保障外。因此，我们要深思，同运是否有重蹈妇运覆辙之嫌？
国家偏袒婚姻，社会福利透过婚姻关系进行输送，其实是有意的拒绝非已婚者，迫使非已婚者居处劣势。陈昭如（2010）认为“已婚”不应继续是享有平等公民身分的前提。国家必须提供更多样的亲密关系保障，以避免婚姻成为唯一受制度性保障的亲密关系可能性。我们应该停止透过婚姻来输送社会福利，不再补贴婚姻，相反地，要积极改变不在婚姻关系中的人们所处的劣势。
婚姻平权运动发展至今甚至出现“相忍”为平权的论述，进而宰制更边缘的群体，并要求内部成员放弃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向集体权力靠拢且输诚，不断侵蚀民主社会赋予个人的权益与发展。这种群体权力的迷思，一方面要求主流异性恋社会看见同志的结婚权，一方面却模糊化同志内部的个体差异，迫使所有性别少数全被“我要结婚”的口号遮盖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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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运对跨性别的假友善。图片来源：吴馨恩。
三、再思，法律额外保障同志积极公民权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同志们并不需要法律给予更多资源，只是想争取与一般人相等的权利而已。”（页 186）我始终对这个观点充满质疑。
蔡宜文（2016）在国立政治大学的“异性婚姻合法公听会”上指出，2015 年的台湾，男性每人每月薪资平均 5 万 2653 元，女性 4 万 3709 元，女性薪资仅为男性的 83.01%，等于女性需要多工作约 54 天才能达到男性一年的薪资水准。女性在职场的玻璃天花板与同工不同酬现象会让女同志家庭居于双重弱势。因此，我们是否应该额外保障女同志家庭，如税收减免，水电半价等方案，作为积极保障弱势家庭的可能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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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同工不同酬。图片来源：每日头条。
玻璃天花板。图片来源：Linda Flynn。
再者，我们是否可以透过“补偿性原则”，针对同志过去长期不利的社会处境，以及，现在的台湾社会仍旧歧视同志的现象，给予同志与同志家庭的小孩于考试制度里合理加分？或者，我们是否能够增加“同志保障名额”？过去，我们可以看见“妇女保障名额”让女性参政可以解决“男人不懂女人的痛”等资源分配问题，如有立委争取低地板公车，让怀孕的妇女方便搭乘公车，或是要求将马路铺得平坦，让穿着高跟鞋的女性可以安心走路。
“妇女保障名额”的权力争取是因为男性无法理解女性的社会处境。因此，增加“同志保障名额”正是基于“异性恋不懂同志的痛”，积极保障同志参政，才能更有效地争取同志的权力。不过，各种补偿机制需要范围与期限，如果社会的氛围不再歧视同志，或许就能取消考试的加分制度；或是同志无须靠保障名额即能参政，或许就能取消同志保障名额。
结语
向高墙说不，绝非只是站在高墙前，高喊着“不”就好。不只是要看见高墙，更是要看透高墙，解构高墙的内里是用什么水泥钢筋砖头木板等材质搭建。至今，在所有《向高墙说不》的书评中，除了我之外，皆是一面倒的好评。这让我感到忧心，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确实过于粗糙简化，只谈墙的表皮，未深入墙的内里。作者虽然以满腔的热血向高墙说不，却无意识地再现许多迷思，俨然已经成为高墙里的那块砖。本文与上篇书评“《向高墙说不》抗拒高墙，却成为高墙的一部分”皆是作为抛砖引玉，希冀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能够提出更深刻的批判反思，不要只是被作者牵着鼻子走，无意间成为高墙里的那块铁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