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家书手写同志的疼痛与认同,割除外在的纷扰,把质问回到自己的生命课题。第一封信,谈出柜的一哩路。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命习题,最初的习题就是来自家庭的课题。近期上映的一部纪录片《日常对话》透过直面家庭的幽禁,让观众看见原来家人可能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它的后座力之所以强大在于,使观众在观影的当下与观影后能自动摆回自己的家庭故事,触碰个人最私密的、得以日常的伤痛,与家人和解,梳理自我的家庭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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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对话》。图片来源:GagaTai 嘎嘎台。

 第一次想自杀是在2000年,叶永鋕事件发生的那年,我发现自己是男同志。国小二年级的我,才八岁,因为喜欢学校的体育老师,进而知道自己喜欢男生。永远记得,我当时刻意用一种“童言童语”的口气问我的父母:“如果我喜欢男生,你们会怎么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会把你赶出家门,跟你断绝父母关系。”从那个时刻起,我的同志身分变成不可告人的祕密,甚者,我时常批评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是同性恋?”

隔天,我彷佛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开始自动自发读书。我的父母总以为是我的弟弟将升上国小一年级,所以我作为长兄,做好榜样,让弟弟可以仿效,但事实上,却是因为我害怕“自己被父母赶出家门”,害怕“父母与我断绝亲子关系”才努力念书,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清楚知道功课好的人才能够被爱:父母的爱、老师的爱、同学的爱等。我惧于同志身分进而失去爱,所以透过学业成就去挣赢每一个人的爱。对我而言,这从来都不是一场成绩的竞赛,而是一场爱的游戏。甚者,若能踩着“成绩不好的同学(多数为异性恋者)”的尸体往上爬,攫取权力的优越感,那就更加痛快。

求学阶段,我不仅被女生告白,甚至强迫自己喜欢女生,向女生告白,但始终没有结果。国小高年级时,因为我的性别气质不符合主流社会对男生的想像,经常被同学嘲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在一个早自习的时候,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前大声地嘲弄我:“你们不觉得洪任贤很像女生吗?”顿时,全班哄堂大笑,当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伴随而来的是我暴怒地对所有人大吼大叫,瞬间,全班鸦雀无声。

升上中学后,我以为到了新的环境就能摆脱这些“梦魇”,但事实却不然。记得,我被一位男性自然科教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前耻笑“女性特质太重”;记得,我在补习班补英文时,被补习班同学嘲笑是“Sissy Girl”(娘娘腔);记得,我搭同学妈妈的便车回家时,她的妈妈笑我“有点像女生”。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过着痛苦的校园生活。当时,我的一位国中同班同学也是男同志,他经常阅读一本名为《完全自杀手册》的书,并且时常与我分享他实际操作过书上的哪些自杀方法。“死了就一了百了”的自杀念头再次涌上我的心头。

升上大学后,我进入教会。我在各方面的祷告皆获得上帝的应允,唯有性倾向的祷告,上帝从来没有“动工”。我不断寻求上帝:“如果异性恋是祢起初创造人的样式,我求祢‘改变’我的同性恋倾向,让我符合祢的心意,并且为祢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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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遇见绘本《你很特别》,神告诉我:“你很特别,因为你就是很特别,不需要任何条件。”“在神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贝。”无论世人怎么评估我们,上帝总按着我们的本相,珍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如同绘本里微美克的小木头人般,每天做着同样的事:为他人贴上金星贴纸或灰点贴纸。究竟,我们的社会给予别人多少污名标签(灰点贴纸),让受到伤害的人反过头来责备自己,不认同自己?

虽然我得到上帝的认同,却得不到教会的认可。在我对教会的牧者出柜后,他们极力想把我送到出埃及协会做性向治疗。害怕之际,我选择离开教会。但我仍然持续追寻生命的意义与答案。直到 2016 年,我在研究所选修“性别教育研究”课程,才看见自己是如何被镶嵌在某个性别权力的结构上,无法动弹。该年四月,除了父母家人外,我正式向“全世界”出柜,那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同志大游行,并且为婚姻平权而战。

不过,我始终不知道怎么主动向父母开口承认自己的同志身分,因为童年记忆不断交缠着出柜就会失去爱的恐惧。直到2017年(今年)四月,我的父亲主动开口询问:“你是不是已经正式出柜?”‘对阿。’“你要出柜怎么没有事先找我跟妈妈讨论?”‘出柜还要讨论什么?’“你出柜可能会在学校与职场被别人作记号,可能会被欺负,可能会被伤害。”‘我不知道怎么向你们开口,我怕你们会担心。’

“你从小到大有什么事情是让我和妈妈担心的,我们只担心你的身体健不健康,有没有吃饭睡觉。我和妈妈其实早就知道你喜欢男生,但是不管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父亲的深挚告白使得那个十八年来没解开的、折叠好的、埋藏好的、深锁进衣柜的疑惑与恐惧,瞬间被解开打开。那一刻,我的眼泪一直流,哭到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化作泪珠。

这项艰难的家庭习题,在父母主动与我和解后,已经赋予我十足的勇气,可以让我面对社会的总总不堪与自我生命的支离破碎。这也是我看完《日常对话》后的反身性思考。即便有人认为个人生命史或是家庭习题是属于“私领域”,为什么要把它抒写后再赤裸裸地摆放在“公领域”让大众凝视?我认为个人与家庭都不是来自真空的社会;社会是由每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家庭与个体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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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一个故事愿意现身时,我们才能进一步看见问题,并且,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结构。如同《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导演巴瑞·贾金斯(Barry Jenkins)所言:“我们不是自愿的,但既然选择我们成为边缘人,我们就该站出来,说我们的故事。”我突然想起法国诗人吉洛姆·阿波林奈(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到边缘来〉。

到边缘来。
我们不能,我们怕。
到边缘来。
我们不能,我们会掉下去!
到边缘来。
他们过去。
他推他们……
他们飞起来。

这些生命史、纪录片、电影、文学等作品都是想要告诉每一个走在边缘的人:“亲爱的,其实你并不孤单。”“让我们一起飞起来吧。”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图片来源:记者甲 Jia 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