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人一旦从“正常人”轨道摔下，就不再被当“人”对待。未成年少女，从家暴、被弃养的家庭逃出，生活让她们不得不从事卖春。
逃家少女从事卖春的理由
拙作《无家可归的少女》和《援交应召少女》的主题皆为从事卖春的逃家少女。她们都是在极度贫困、被父母弃养，或是身体、心灵及性方面遭受虐待的恶劣环境下成长，自行逃离家庭（多半是单亲家庭）、儿少安置教养机构、寄养家庭，或是受托照顾她们的亲戚家，成为街友，最后进入性产业工作。
两本书都是记录真实事件，读者的反应却很两极。从事儿童福利与协助女性脱贫的读者表示：“终于了解平常接触的这些少女们的心声了！”“这还太客气了，我知道更多更悲惨的故事！”然而，对于这类主题陌生的读者则表示：“这其实是虚构的吧？”“日本还有这么穷的人吗？”我觉得后者的反应是有意义的。
我的作品当然都是根据实际采访的结果所写成，也尽量正确记录这些逃家卖春少女的心声和生活。然而读者提出的疑问却毫不留情。
为什么这么多逃家少女会从事性工作或是卖春呢？应该还有别条路可以选吧？其实她们是自愿去卖春的吧？如果家庭环境真的这么恶劣，为什么警察跟社会福利行政机关都没有发现她们呢？从事性工作不是可以一获千金吗？赚这么多钱还无法摆脱贫穷，赚来的钱到底都花去哪里了？
然后看看逃家之前的情况，就算家境贫穷、遭受虐待或是在儿少安置教养机构长大，也不是所有少女都逃家，也有人去念高中、上大学，进入一般公司就职。“努力到这种程度却还是陷入贫困”都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了，努力之前就逃走的少女当然会贫穷。所以落入这般田地，也是“她们自己决定的”或是“她们自己也要负起责任”吧？
之所以说得出这些话，都是因为毫不了解少女的处境。然而这些严厉的指责也有其意义。接下来我要向各位读者一一介绍少女的生活状况。
原本是“非行少女”
首先我要修正众人对于这群逃家少女的刻板印象。大家都会觉得逃离家庭，在外游荡的少女“看起来可怜兮兮又胆怯”吧？大多时候，这都是错误的想法。这些女孩基本上是所谓的“非行少女”。
我擅自发明了一个关键字来说明她们的情况──“饭团与彩妆”。受访的逃家少女（少年也是一样）往往从小学时便是顺手牵羊的惯犯。饭团是食物的代名词，彩妆是指所有化妆品。我用这两个词来泛指她们偷窃的商品。
这些逃家的少年少女会顺手牵羊其实情有可原。偷饭团表示遭到虐待和弃养，同时也代表家境清寒。回家会挨揍，所以不想回家；回到家，父母也不在，或是在家也不做饭，而是在睡觉，家里没有任何食物。就算去上学，回家的路上也很寂寞吧？
“一个人走在飘着晚餐香味的住宅区，觉得好孤单又好难过。”
这种彷佛昭和时代的漫画还是电影的场景，却是我采访过的受虐少年少女共通的体验。
他们抱持着无边无际的寂寞与孤独，如果周遭出现类似境遇的孩子，自然会聚在一起。他们会群聚在待起来最舒服的家中──躲到大人不会回来，或是看到小孩的朋友待到半夜也不会啰嗦的家里。然而群聚的地点倘若没有食物，肚子还是一样饿。这种情况下，出现偷窃的行为也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朋友互相支援。他们先从食物──饭团开始偷起。“偷了之后只要不被抓到就不会受罚”的体验，对于尚未建立守法概念的小孩而言，就跟吸毒一样。少女偷了食物，下一步就是她们最想要的少女用化妆品与饰品。于是一步步变成惯犯。
我采访过的少女中，不少人得意地向我炫耀战绩。
“朋友的弟弟去把店后面架子的商品全部推下来，我们就趁店员吓一跳看东西掉下来的方向时，把想要的东西塞进篮子里，冲过收银台。我们把这个叫做‘篮冲’，习惯了的话，每一家店都做得到。”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是十五岁的逃家少女，她从小学六年级就把偷来的化妆品拿去学校转卖。
这群孩子简直就像开发中国家的流浪儿窃盗集团。但是，我觉得就大人在路上看到饿肚子的孩子却不会上前关心一事来看，日本跟开发中国家也没什么两样。
反覆偷窃之后当然会被警察抓去辅导，成为当地警察跟儿童商量所口中的“出了名的坏孩子”或是“声名狼藉的不良集团”。到了这个地步，她们便从被害的受虐儿童转变为窃盗犯罪的加害人。
这些“篮冲”少女通常从小学时就与父母分开，强行安置在儿少安置教养机构。然而机构中同龄的孩子也明显分为“顺手牵羊组”和“乖乖组”。到了义务教育结束时，这两组自然转换为“离开机构组”和决定进入高中升学的“留在机构组”。这群不幸的少女从此时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开始远离制度
问题出在辅导时的应对方式。基本上，少年警察队、当地的少年辅导委员及儿童商量所等机构，面对顺手牵羊的少年少女时，只会依照规定，找来父母或儿少安置机构的老师等监护人。虽然他们多少也会问话，让少女抱着些许“也许可以相信这个人”的期待，但是当少女发现最后还是“找来监护人”，或是“送回施虐的双亲身边或待得很痛苦的机构”，便觉得自己遭到背叛。这点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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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父母平常不关心小孩，遇到事情当然也不会理会警察的联络，只是让小孩更加寂寞。如果是会施虐的父母，收到警察的联络反而会加重虐待小孩。假若监护代理人是小学或儿少安置教养机构的老师，一天到晚因为小孩顺手牵羊而被叫去警察局，不免会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
为了远离待不下去的环境而“短期与近距离的逃家”，也和顺手牵羊的下场相同。儿童深夜在外游荡与群聚在游乐中心等行为，都会受到警察辅导，警方的应对方式则跟顺手牵羊一样。小学生的行动范围不会太远，因此，反覆在当地短期逃家、游荡及接受辅导的结果，便是彻底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非行少女”。
接触这些少女的“成人”，通常是当地的儿童委员、儿童商量所职员及学校的辅导老师。他们无法快速解决虐待与贫困的问题，保护儿童时也缺乏强制执行权来阻挡监护人，只能等到小孩受虐到受重伤才能介入，或是甚至受了重伤也无法介入……
结果这些少女对于无法“打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制度代理人”，培养出强烈的不信任与敌对意识──“大人”不可靠，“大人”什么都不会帮。
这种情感之后也会左右少女的人生。
准备期间
我所采访的逃家少女多半都有上述的经验。她们首先会跟住家附近境遇相同的少女组成社群。从造成贫困的三种无缘来看，首先，少女会因为虐待而陷入“家庭无缘”，也就是双亲无缘；当地的儿童社福机构无法满足她们的生活品质，导致她们陷入“制度无缘”；因此，她们便转向找寻“地缘缘分”，透过同龄的社群来弥补寂寞与空虚。
其实这里正是关键──进入同龄社群的少女往往都走进性工作，其原因在于社群中不少年长少女已经在从事卖春与援助交际。虽然她们的经济状态并不像逃家少女般紧迫，却还是需要金钱。首先是当“贩卖员”（売り子；uriko）卖穿过的内衣裤，或是和学姐介绍的男人进行性交易。第一次卖春当然很害怕，所以通常是跟“朋友或学姐一起”。
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发展成学姐当皮条客，经营“援交应召站”，仲介学妹卖春。“援交应召站”是一种卖春集团，名为“打字员”（打ち子；utiko）的成员会在交友网站、LINE、KAKAO TALK 等 SNS 上，“佯装成要援助交际的少女以招募男性”，并派遣少女给回文的男性。少女透过卖春取得的（三到七成）部分收入会交给打字员。虽然由学姐担任打字员，找男人来跟学妹买春，只能算是非常小规模的应召站，但双方毕竟还是形成了“支配与压榨”的结构。
从国中一年级就被学姐逼着去卖春的少女，告诉我以下她的悲惨故事。
“通常都是先从卖内衣裤开始啊！我是有去上学，不过到了午休，有手机的三年级学姐就会到班上来跟我说：‘今天有工作，记得要准备。’虽然学姐说习惯了就得做全套，可是我国一的时候月经还没来，所以跟学姐说做不到。学姐听了叫我月经来之前先做半套（プチ；puti），用手或嘴帮对方弄。收到的钱有一半会被学姐拿走。刚开始我觉得拿到一半真多，实际上拿到一、二万也超高兴的。可是月经来了就得开始做全套。全套就不轻松了，想休息也不能休息，也不敢跟学姐说不做了。学姐的学姐跟十八岁在混黑道的男生交往，想也知道人家去讲一声就完了。跟我同年的女生就有人逃跑被抓去教训。国一的时候一个月接客两次，国二的时候每周一次。”
但是告诉我这番话的少女，等到自己国三的时候，也开始一边自己接客，一边当学妹的皮条客。逼她接客的学姐们，当初也是上头的学姐斡旋她们去卖春。
因为当年学姐叫她接客，所以现在她叫学妹去接客──这就是少女们认定的道理。
关东某县的卖春少女社区
这种学校简直就跟妓院没两样。然而这位少女之所以沦为雏妓，其实是源自严重的贫困问题。少女成长于单亲家庭，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一年之中有半年必须住院。因此她是由住在附近国宅的外婆所抚养长大。外婆还不满五十五岁，仰赖生活扶助金生活。上了国中便开始卖春的历届学姐和同学，也都是住在这个国宅社区的孩子。
“这个社区本来问题就很多，常常死人。要么自杀，要么失火，小时候还发生过类似瓦斯爆炸的事件。也有很多人领生活扶助金，所以就算是上同一所小学，大家看这个社区小孩的眼神就是不一样。实际上社区的小孩也真的跟大家都不一样，没有人去补习班，还很多人都跷课跑去游乐中心，我自己也是。”
我是二○一二年采访这位少女，当时她十七岁，也就是说社区的学姐学妹把国中变成妓院，大概是二○○七年的事。原本我无法想像这个地区究竟多么贫穷。然而当我实际走访时，只能用“哑然”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少女成长的K国宅社区位于关东某县，建在通往县政府的县道沿线。说是国宅，却不是好几层楼的公寓，而是五栋两层楼高的住宅连在一起，类似大杂院。看不出来上次究竟是何时整修过的外墙，因为生锈的污水而变脏，同时贴满大量的政党与议员宣传海报。挤在一起的住宅之间只铺了碎石，而非水泥或柏油地。当时正好下雨，在碎石地上形成深深的水洼。
(photo credit：source)
有的家庭把玄关前狭小的土地做成家庭菜园，也有的家庭在那里盖了明显违反《建筑基准法》的破烂小屋。住宅后面则是被拔去轮胎的昭和时代旧车淹没在杂草当中，还有遭到随意丢弃的电视和沙发。打赤膊的老人家大白天就不戴安全帽，一脸爽快地骑着机车穿梭于国宅中。他的车牌上并没有贴上所有骑士都必须加入的“机车强制险”贴纸。一般没有加入保险，会受到严惩……
这是二○一二年实际出现在日本（而且还是称得上首都圈的地区）的景象，我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眼前的景象彷佛重现昭和时代的电影场景，实际上却是少女所“抛下”的家乡。
这个地区究竟从多久以前就开始贫困与卖春的传承呢？
“逃家”不是任性，而是“逃难”
回到主题，这群在贫困与虐待中成长的少女，在国中、国小或是迎接第一次生理期前，便已经踏入了性产业。未成年少女担任皮条客来介绍未成年少女卖春的事件，多半发生在这类不幸少女的社群中。
其实少女如果能一直待在社群中，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社群结构是支配与压榨，但至少还不至于陷入“地缘无缘”，可以维系同龄层的互助分享──例如第一章所介绍的温和派不良少女。有了固定住处，才有机会从事性工作以外的行业。另一方面，我所采访的“无家可归的少女”，则是遭到这类地区性社群排斥，或是自行离开社群，逃往都市的街头。
在此，我要郑重表示，少女逃家不是“任性”或是“得自己负起责任的行为”。她们之所以逃家，绝不是单纯的任性。虐待又分为身体、精神及性等各种种类，单以文字说明来想像容易招来误会。各位读者看到以下的例子也许会觉得心里难受，然而受访的少女当中，不少人身上都留下父母“伤害的痕迹”。
我曾经遇过一摸就发现头部侧面大幅凹陷的少女，只是平常藏在大量头发下方所以看不见。这是受到沉重的餐具攻击，而导致头盖骨凹陷骨折，事后又没去看医生的结果。我还遇过“不能猜拳的少女”，因为家长把她的手指朝手背方向用力弯折，导致她过了好几年都还无法握拳。
“我只能出布，要是对方出剪刀，我就输定了。”面对少女笑着这么说，我哑口无言，只能在回家的车子上不断流泪。
也有一些少女缺少部分毛发，可能是遭到热水烫伤所致。还有手上缠着绷带和护具的援交应召少女，告诉我童年时曾经遭到亲生母亲虐待而骨折三次，最后离家出走之前，对母亲动手到心满意足为止。她的手之所以会缠着绷带，就是因为下手太重，结果连自己都骨折了。
无论我多么想逃避，无论多么难以置信，少女身上的伤痕都是虐待的“具体情况”，也是留在她们身上的“证据”。我认为可以轻易说出少女逃家是“少女的选择”“再忍耐一下不就得了”的人，跟加害者没两样。
来到“街头”之后……
这些经历艰辛，最后逃家来到街头的少女，又分成几种情况。首先是真的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回家的少女，她们选择的逃家地点，不是辅导员认识她们的家乡或是邻近地区，而是家乡附近的中心城市，或是东京、大阪及名古屋等大都市的闹区。她们选择的这些地方多半早就有人可以接应，例如同乡的朋友、学长姐、兄弟姊妹、表堂兄弟姊妹等亲戚，或是在网路上认识的朋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故乡的“地缘之缘”。
另外，原本就认识在中心城市的援交应召站，以去应召站工作为前提而逃家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从同龄社群经营的卖春集团，“跳槽”到都市的应召站工作也算是同一种情况。
最麻烦的是毫无任何关系，就冲动地跑去大城市的少女。这类女孩无论自愿与否，往往都会进入性产业工作。为什么她们走进性产业的比例如此高呢？请大家动动脑，和我一起想一想。
她们都是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很少离开家乡。就算曾经逃家去城市几次，一开始往往“连车票怎么买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在路线图上找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如同一般人的青春时代，她们不过是一群“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和“这世上不懂的事比懂的事多得多”的孩子。
当她们逃到街头上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photo credit：source）
大家回想自己年轻时就会明白了。她们的心中充满强烈的不安与恐惧。虽然我很少遇到身无分文的例子，然而，她们的心声往往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靠手头的钱维持生活？”“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住哪里，才不会被辅导员抓到而被送回家里？”“外宿要花多少钱？要去哪里找打工？履历书上要写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我什么都不懂……”
受访的少女中，有人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而得了急性胃溃疡，结果在公共厕所吐血；也常常听到因为换气过度症候群而昏倒的例子。采访“提供所有人宿舍”的援交应召站时，对方告诉我原本在街头游荡的少女住进宿舍后，所有人同时进入生理期。每个逃家女孩在逃家时都暂时停经，等到住进宿舍稍微安心之后，月经就突然来了。她们的处境就像“战争时逃难的孩子”。每个故事都代表这些少女面对了无比巨大的压力。
虽然希望这些少女能够获得帮助，可是她们原本就跟“制度”不合。如同我之前的说明，她们绝对不会拜托公家机关或警察帮忙，抱持“公家机关不会帮我们解决任何事情，不能信赖”的否定心态和敌对意识。倘若真的找上公家机关，也只会成为“保护与辅导”的对象，被强制送回家乡的儿童商量所而已。
她们的行为虽然是逃家，实际状况却跟“逃亡”没什么两样。街头就是她们的战场。
另一方面，逃家少女近年来面对的情况日益严苛。我刚开始采访逃家少女时，出现逃往都市的“短期逃家风潮”。不少例子是春假或暑假期间的夜晚在街头游荡，于是认识了同龄的其他少女；暂时住在认识的女孩家时交到了男朋友，之后转为跟男朋友同居。到了二○○○年代中期，政府实施的各种法规却将少女逼向绝境。
首先是所谓的“游荡条例”──禁止未成年孩童深夜在外游荡。原本提供少女过夜的网咖，因此禁止未成年孩童深夜进入，或是严格检查顾客的身分证。逃家少女唯一可以使用的通讯工具──预付卡手机，也变得必须要出示身分证才能购买。二○○五年时，逃往大都市的逃家少女想在街头生活，并避开辅导与警察盘查，变得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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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少女原本“减轻贫困状态的生活基础”都遭到制度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少女需要的是什么呢？
首先，她们需要的是不用担心遭到辅导或盘查，可以好好休息的“住处”；接下来是确保住处和食物的“现金与工作”；为了赚取现金，不可或缺的工具则是“手机”；最后是“陪在身边的伙伴”。这就是性产业吸引逃家少女的理由。行政制度和社福机构几乎无法提供她们想要的一切；性产业却能以她们可以接受的
方式满足所需。
这就是长期逃到大都市的少女，大多受到性产业所吸引──甚至应该说是遭到性产业“捕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