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性别观察】笔记,带着激励自己、影响环境的起心动念,与大家分享以性别出发的时事观察。从昨天开始,华航空服员无预警罢工,并走上街头,为了资方蔑视劳动权益而奋战,这是一场休息时间的战争,也是一场对资方的反动。这次的性别观察,为你检视在新自由主义下,空姐在身体成为商品和家庭生活的困难。

“不论你们是 2030 年,还是 2040 年工作的,不论妳们的劳动环境到时候如何,但如果有一天决定罢工或走上街头,我们将以今天的决定和罢工行动承诺,不会成为资方的替代性劳动力,不会要你们知足就好,不会数落你们不顾公司形象和尊严,因为我们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员工,当员工权益完全遭到漠视时,今天的我们和明天的你们就有责任站起来推翻一切,甚至包括不帮工人讲话的工会。”

晚上一打开脸书,被满满的华航罢工宣言洗版。读着这段文字,太宰治那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一个年轻人领 22K,还会被长辈讥讽“草莓族”的时代;这是一个企业大老会说成就来自于自愿加班,你争取权益是你“要太多”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方在苦时就高喊“共体时艰”,赚钱却不会分红给员工的时代。

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有时总让我迷惘。财团的力量早已超越、甚或主宰国家政治的运作。不仅跨国资本流通有带来金融风暴的可能,它更反映了国家角色的弱化,让劳动条件朝资本家倾斜。

但是,生而为人,我们要的简单——不就是追求尊严吗?但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归责于个人”的逻辑下,资本家忙着检讨劳工,却忘了劳动者不是物品,有血有泪,会流汗也会心疼。当劳动者被迫接受更恶劣的劳动条件时,总被归因为自己缺乏竞争力、忍耐力不足,甚至会出现劳动者应“增进个人能力”的声音,要劳动者更卖力工作,而不允许质疑的呐喊,无视于不友善的社会条件。

回顾这几年的台湾,在陈水扁总统上任以后,推动金融改革的“金融六法”及政府改造的“四化”(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去任务化) 政策之实践,成为加深台湾新自由主义化的关键性八年。[1]

但在两次政党轮替后,新自由主义化下的问题也渐渐浮现。大规模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产业纷纷外移至薪资水平较低国家,企业打着降低成本的口号,第一个开刀的往往就是受薪阶级。“弹性劳动”的责任制与“派遣劳力”成了趋势,企业甚至开始游说政府使派遣合法化,免除了雇主对受雇者的照顾责任,劳动力不再是受到尊重的“人”,而成了可随丢随弃的商品。但社会福利以及制度的不足,却全交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2]

当国家纷纷奉新自由主义为依归,市场竞争被过度理想化,做为推动一切的引擎时,资本家口中“更好的未来”显得虚幻,劳动者却束手无策,只能自嘲“不求加薪,能活得过去就好”。于是,你把尊严摆放到一边,生活成为只为了生存的战争,而不是完成己命的愉悦。

在华航罢工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了资方的专横,这场罢工事件,不只是网友戏称的一场“高颜质”的战斗,也不只是让旅客不便的无理取闹抗争,里头有着在新自由主义下,劳动者该挣回来的尊严。

推荐阅读:华航罢工现场:这不只是劳工的战争,更是女性权益的战争

谁是“完美”空姐?当身体成了有标准的商品

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商品化的目标从“物”开始延伸到了“人”。而女人的身体成了可秤斤秤两贩卖的消费品,当身体变成市场中的流通品意味着,符合普遍性“美丽”标准的身体可以为其自身交换到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

之前华航邀来设计师张叔平设计新制服,引发美感不足的争议,前胸大红的尖角切割更被戏称像“无敌铁金刚”。但在美与丑的讪笑之外,“空姐制服若不能引人遐想,就是设计师的失败。”张叔平这句设计理念让我深思了许久。

在记者访问时,张叔平更坦白地直言:“空服员衣服不性感,就不是空服员。”

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成了典型的特征,人的身体不断地被商品化。而物化女性是把女人当做商品,使她们的身体成为被凝视的焦点,藉由金钱的价值来衡量优劣。例如妇女人口私贩、选美比赛、代理孕母等等,以上各种行为都是由女性身体作为贩卖标的,成为资本社会下的交易物。

女人的“被物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性化”,要能引发男人欲望的女体,才是有价值的珍宝。如华航制服争议,性化屡屡体现在现实层面——在各种公共领域或工作场合,几乎无一例外对女性外貌有所要求,这说到底是一种“性化”女人的要求。

同场加映:为什么我无法成为别人眼中的“女孩”?

土航之前就曾要求上百空姐减重,理由是有碍观瞻,无法为旅客提供更好服务。但为什么“空服员”就只能是服膺于我们“空姐”的贫乏想像呢?空服员的职责是在航程中照顾旅客,体型真的如此重要吗?在早期“空服员”未成为被“性化”的职业时,甚至多为男性来从事这工作。但在当代,“空服员”三个字贩卖的不只是照顾,也贩卖的是异性恋男人标准下的欲望。

简言之,空姐的工作内容与身材窈窕与否扯不上丁点关系。但不服从这种身体标准的女性,必然会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仅是审美上的边缘化,而且是在社会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边缘化,从婚恋、消费到求职都会遭到排斥与轻视。

走入家庭以后:我们都要为“自己”负责?

这次华航罢工的脸书专页中,有一则讯息虽然篇幅短小,但让我特别感动。上面写着有托育需求的组员,可以帮忙照顾。因为我已经太习惯于“带孩子”被归为女人的事,必须要想办法自己负责,却忘了女人在成为母亲以前,也有着自己对未来的欲望和想要争取的人生。

在新自由主义下,“个人”与“家庭”被赋予了这个时代特有且显着的意义: 个人是就业市场下的行动者,每个人都被鼓励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的失败是来自于你自身的不够努力。而家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栖息之处,不再是文学上的抽象意涵,是给人们在市场剥削下的最终依靠,必须想办法去承接每一个成员的缺陷,而“女人”这个角色,因传统性别想像,总被划分在私领域中, 要独自去承担“家”的运作。

家里有需要照顾的小孩该怎么办?有无法自理生活的长辈怎么办?公共托育、长期照护等,这些问题我们本来期待国家能介入,但在新自由主义下,国家的角色退场了,如此重担通通都成了女人的责任,体现了家中其他照顾者的缺席, 不仅没有人继续追问缺席背后的原因,连国家都认为那不是它的责任范围。

推荐阅读:持家、假高潮、微笑服务:情感劳动不是女人的天赋

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在《 值第二个班 》( the second shift ) 一书中,提到今日的职业妇女是如何在一份可以正职工作以外,回到家以后还要负担家事与照顾的工作。正当女人逐渐走出家庭代工和工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女人走向职场,但此意味着工作性质的改变不再让女人都被束缚在家里。然而,我们却期待女人能成为“女超人”,要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而无法改变女性在勞动市场的重重困境。


图片来源: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

我认识的一个空服员姊姊总爱这样嘲谑婚姻生活:“别人看我是仙女,我实际上是婚姻中的下女。”外表光鲜亮丽的她,却总是因为要同时穿梭在职场与家庭生活,而感到相当疲惫。一个个进入婚姻后的空姐,往往会为了以家庭为重,在照顾小孩的考量下,付出更多的勞力选择“较不佳”的班表,排班的时间都必须先以家庭生活为优先考量,直到孩子长大后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空服员与一般职业妇女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工作时间的不固定,也不似一般輪班的工作,能够长期掌握自己的时间。因此,就时间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在家庭的影响甚大,如果伴侣不体谅,以空服员为职业的母亲总会疲于奔命,也常因为和子女相处的时间不断被切割,而满怀愧疚和挫折,怕被指责为不及格的母亲和妻子。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在上位者不希望看见社会中的个人寻求团结的可能,因为这些群体力量象征着弱势者有能力对于国家进行监督,资方的眼睛里只想看到男人、女人和家庭,并透过自由市场的落实,让个人在消费中去实现自由。国家角色的淡化下,以家为基础来分配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继续运作着,但也开始逐渐缩水。

推荐阅读:劳动结构中的女性困境:地下经济的性别包袱

这场罢工,是场劳动权益的奋斗,我们的生活不再靠资方蛮横的标准而定,要为台湾的未来打开另一扇窗的可能。试图去找寻“新自由主义之外是否有另一种可能?”资本社会有它的运行方式,但应更合乎人性,不该总是以帐面上的数字作为衡量的唯一守则,希望那一次又一次 cost down 所缩减的成本里,都不再包含劳动者值得拥有的尊严。

这一次,生而为人,我们不抱歉。我们的明天,要捉牢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资方的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