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教育热诚的老师，却往往可以因为制度的关系，而坐领较高的薪水与职位？我们不能要求具有热情的老师，要无限制地付出，却没有办法得到实质的回馈，这样把老师当圣人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齐头式平等”。
每次世界杯足球赛开打，总能在全国引起一阵观赏球赛的风潮，赛事高潮迭起，结局经常跌破众人的眼镜，冠军赛更是嗨到最高点，能拿到冠军的队伍，必然会有一、两位闪耀的球星为众人所关注，而失败队伍虽然输了球，但是大家对于其中几位闪亮明星高超的球技依然赞赏有加。
这时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各队最亮眼的球员组成一队，是不是就能拿下世界杯冠军呢？其实未必如此！冠军队伍并非仅靠一、两位闪亮球星的惊人球技就能赢球，还必须仰赖全体队员团队合作才行，即使如此也未必能赢球，球队的向心力才是发挥战力的核心关键；向心力来自球队长期营造，以及球队领导者的经营思维，球队总教练则掌控着人员的调度。该用谁？何时用？球员像是棋子，总教练得下盘好棋才能帮助大家得到荣耀。
那么，如果将全国优秀的老师集中在一所学校，这间学校的发展又会如何呢？
自由与公平
自由与公平是个普世价值， 不过误用自由与公平却也是普世现象。黄老师在美国奥勒冈州(State of Oregon)念博士班，一念就念了七年，他相当热爱钓鱼，周末没事就去河边钓鱼，他发现在美国钓鱼竟然要买钓鱼证，而且一条河需要一张钓鱼证，买了甲河的钓鱼证，不能到乙河钓鱼；更让黄老师惊奇的是，买了甲河Ａ鱼的钓鱼证，竟然就只能钓Ａ鱼，不能钓其他种类的鱼，如果钓上了Ｂ鱼，很抱歉，请放回去。台湾的朋友听到这件事都哈哈大笑，并且表示在台湾谁会理你啊！确实，这种规定在台湾像是个笑话，台湾的朋友爱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就算这条河旁边的告示牌写着“禁止垂钓”，还是会有人视而不见。若问抓鱼者此处不是不可以钓鱼吗？他会回答自己是用“网”的，可没有钓鱼！
美国朋友这么“笨”地遵守规定得到了什么好处？奥勒冈州政府收了钓鱼证的钱之后，专款专用，全部用作维护溪流的生态环境，在适当地点建设钓鱼平台、厕所、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并且会养殖特定鱼种至一定大小再野放，因此美国朋友不但可以舒舒服服且安全地钓鱼，还能钓得很过瘾，因为钓起大鱼总是让人心情爽快。
台湾的朋友想要溪钓，必须自己研究钓点，还要披荆斩棘想办法抵达溪边，溪边不但环境脏乱，溪水品质堪虑，钓起来的鱼经常连巴掌大小都不到。表面上看来，美国朋友真不自由，钓个鱼还得买张钓鱼证，但是他们得到了品质和真正的方便；台湾则看似自由，爱去哪里钓都可以，想用各种工具都行，但每个人为了自我的方便，最后却造成大家都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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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头式平等的谬误
安杰过去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学生，看到同学被欺负，经常会不畏流言主动仗义执言，不过他自己也有一些状况，那就是对读书感到意兴阑珊，对运动也未必积极，很多分内的事总是一拖再拖，上课也总是在梦周公。多年以后，安杰踏入社会工作三年了，月薪只有二万六千元，对比同学安东在私立高中当老师，月薪六万多，安杰总感到心有不平。只是安杰忘了一些事，当他在恍神、睡觉、玩手机游戏时，安东总是聚精会神地听课、认真学习，拚死拚活度过各种挑战，并积极参与各种校外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考上正式教师。接着再拚命教书，一周二十五节课，下班后继续上课辅班，课辅结束，还接着晚自习，才拿到六万多的薪水，这......不公平吗？如何才算公平？
教育界很强调公平，却是一种表面上齐头式的公平。志光是一位很认真的老师，不但教学认真，对于教材研发更是用心，因此还得过教学卓越金质奖、师铎奖等荣耀与奖项。教得好又用心，将班级交给志光老师负责几乎不会有负面批评，于是，志光老师的课愈上愈多。
学校里另一位孟非老师则是经常被学生和家长投诉，校长接二连三地接到教育局公文要求处理，使得学校行政人员非常头疼，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尽量让孟非老师少上一点课，甚至干脆让他去负责行政职，只是行政人员也没人想与他共事，最后只好调动孟非老师到一个闲到不能再闲的处室。
与孟非老师相同年资的志光老师，每天劳心劳力地为教育打拚，薪水却比闲到不行的孟非老师还少，因为“按照制度”，孟非老师比志光老师多了“行政加给”；根据现有制度，这种状况等于是变相鼓励大家：“摆烂”可以让自己比较轻松，努力只会让自己累死，而且更好笑的是，摆烂的人薪水还多一些。
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喜欢赞美把薪水捐出来的老师，颂扬不拿钱帮孩子免费上课的老师，推崇没日没夜没休假地照顾学生，却抛妻弃子的老师。如果要当个好老师必须把薪水捐出来、提供免费演讲、当义工课后辅导，假日还要带着孩子上山或环岛，我想不会有太多优秀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如果教育要靠一群“寂寞的傻瓜”自我牺牲（或说自我实现），真的是相当扭曲和残忍。
与我同期的师铎奖得主陈清圳校长，每天从云林大埤的家里，开车三十公里到华南国小，再开十七公里到樟湖国中小学，每个月光是油钱就要花掉二万元。为了让学生能有更好的生态学习机会，还自掏腰包租下学校前面的田地，这么想为教育做点事的人，资源却少得可怜，各界除了拍手之外，也必须体认这种现况的不正常，更需要有系统地解决教育资源齐头式平等的谬误。
像这样的偏乡学校，若是能打破现有制度所谓的公平，多提供人力与经费，即使一个老师只带一个学生的状况也愿意支持，那么不用多久，就会有不少老师争取到偏乡教学，也会有不少家长愿意花费较长的通勤时间把孩子送到偏乡学校，因为可以预期自己的孩子肯定会受到较多的关注。当然这时必定会有人批评是浪费教育资源，而且只教一、两个小孩，工作量这么少，太“不公平”了。
教育不是一门生意，不能用成本效益来衡量，拉偏乡的孩子一把，是让社会阶层流动的必要举措。偏乡的孩子及其父母为什么会待在偏乡？因为他们多是弱势的一群。经常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分享佝偻的老婆婆摆摊子养活家人的故事，希望藉由分享吸引人们去消费，因为老婆婆属于弱势族群，所以激发了大家想帮忙的慈善心，但为何碰到给予偏乡地区的弱势族群多一点教育资源之议题，就一再强调表面上的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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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的教育发展
另一位同期的师铎奖老师杨志朗，每个月将六分之一的薪水捐出来给学生买书，大家都相当感动（李涛拍摄的《善耕台湾》系列，光是杨志朗的特辑，就有五百多万的点阅率），然而他却牺牲了经营自己的家庭，四十多岁仍然孤身一人。我曾问志朗：“你寂寞吗？”
“非常寂寞！”志朗坦白地回答。
将值得尊敬的教育界人士塑造成“完美”英雄形象，不但会伤害他们，也会伤害其他教育者。志朗捐钱捐了十七年，捐得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他自己想帮孩子，出名之后，总有些闲言闲语，原本出于热心的捐款，现在却变得如同欠谁钱似的，好像不捐不行，令志朗感觉变得有负担了。每月花费二万元油钱、捐六分之一薪水......全国有几个老师能做到？然而，我们真的期待全国老师都这样做吗？长远教育发展是这样运作的吗？
如果把芬兰最优秀的数位教师集中在台湾的一间学校，是否这所学校就会变得非常优质呢？那就得看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否一样很优秀，这个地区的教育局长是否有前瞻的理念，这个国家的教育部长是否有引领未来的眼光和勇气。
现在的教育现场是如何选出一位教育部长呢？ 教育局长是如何指派的呢？各校校长又是怎么遴选出来的？教育部长和教育局长何等重要，实在需要成立一个超越党派的遴选与推荐委员会，来帮国家的未来找到适当的领导者。教育部长与教育局长选对了，那么各校校长的遴选也就对了一半，另外一半就必须修改现有教师升任行政人员的办法。
现在各个学校的行政人员，当然不乏拥有教育热忱又热心服务的教师，但也有很高比例是被强迫负责行政的菜鸟教师；不可讳言，还有一些教学状况不佳，或是说不清为何要聘用导致无课可上的老师，以及参与学校行政比例极高的体育老师。这些行政人员都有机会成为主任，在高中里只需校长任命，就可以成为主任，不需要任何考试，也不需要任何遴选，成为主任之后，只要用心经营人脉，不出数年大多可以顺利当上校长。
如果新科校长是由拥有教育热忱又热心服务的教师升任，这不但是学校的运气，更是国家的福气；如果新科校长是当年教学状况不佳转而负责行政职的老师，因为多年的人脉经营，如今顺利转任校长，那真的只能请大家自求多福吧！
中学校长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体育老师转任校长的比例特别高（有一说高达二分之一），这种现象当然是现有制度所造成。或许有人会提出，上述是否对高中校长由体育老师升任有偏见？这么说吧，高中校长有一半是数学老师、地理老师或是音乐老师等，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造成这种现象的制度不需要讨论一下吗？这才是本文期望引起教育界思考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