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瑜自选的专访集,收纳“非常人语”里头的名人素描,名之为《华丽的告解》,这一篇谈一谈平路。去年年底出版《黑水》的平路,以社会事件为灵感,笔锋依旧犀利,回看这篇 2010 年做的访问,能参透更多平路没说出口的秘密。

作家平路本名“路平”,父亲希望她人生道路一片平坦。她自己取笔名“平路”,无论前方多么崎岖,她都要自己去走平它。她一生都在叛逆,逃离家庭、不继承父业、放弃美国工作、选择写作这条绝不平坦的路。她写评论、写小说,都在尝试翻转既定的观念,找到新的可能。这种种,其实是在找寻她自己人生谜题的解答。

她从待了七年的香港回来,我提出一些对她文字的疑惑,她要我关掉录音机,然后说了一段她后来才得知的身世。谜底揭晓,眼前彷佛终于现出平坦。然而怎可能说坦途就是坦途?她仍继续写小说,继续由事物的表面向下探索,打开一条条缝隙与角落,还在寻找更多的答案。

谜底-平路

平路迟了二十分钟。打电话过去,果然,她记错时间了,匆匆赶来,挑染过的丰盛长发、宽软的黑衣黑裤与那双迷离的眼,一同飘然而至,落在人间。

虽然她写的评论一向犀利,但生活上却是另一个极端。某次小说写到忘我,饿了竟打开猫罐头吃都没发觉。五十七岁的她,至今都是一个需要许多疼惜与爱的女子, 人们得时常把她从某个时空里捞起来。

去年底她卸下香港光华新闻中心主任的职务,三月回台,接了文建会建国百年基金会执行顾问。不久前,因为她建议文建会拍孙中山纪录片,被三民主义权威、监察委员周阳山挑战,双方打了一场笔战。周认为平路观点的国父“不符史实”,而平路则认为冤枉,一来周不该先以纠举权来箝制言论自由,二来该让国父走下神坛,还他人性面貌。热闹了一阵,也就淡了。

香港七年,最先传回来的消息,却是平路参加晚宴爱穿牛仔裤,被她的长官抱怨。她笑,“因为香港不少一位贵妇嘛,我定位我们是文化机构,想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台湾不一样的气质。不过后来我就愈来愈入境问俗了。”我注意到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衣,○二年她出书就穿这套衣服拍封面照。回到台湾,她又恢复朴素本色。

她在香港创办了颇受好评的“台湾月”,每年十一月邀请台湾艺文团体到香港表演,让过去从不参加中华民国活动的香港高官,与从不参加艺文活动的老百姓,都来参加了。另外,她也几乎完成长篇小说《东方之东》,是郑芝龙父子的故事与两岸人情的关系,也是个爱情故事。

平路还有几本小说如《行道天涯》(孙中山、宋庆龄)、《何日君再来》(邓丽君)、《百龄笺》(宋美龄),也都是根据真实存在的人物写的,而不是自己杜撰一个故事。她说:“那时是觉得这些题材里有最多的 myth(迷思)。我还是希望每一篇都不同,希望它的难度高到让我觉得是个挑战,我才会全心投入,才会有源源不绝的脑啡,支撑我走这么久的路。如果已经会了,我就会觉得不如去做别的。” 

到头来,平路记挂的还是小说。这天我们讲了很多,从国父讲到小说,从小说又意外讲到身世。而这身世,竟又与她会开始写作有关…。

平路的父亲路君约是心理测验学界的宗师,母亲也在大学教书,平路做为父母唯一的孩子,从小常考第一名,后来依父母心愿考上台大心理系。如果她愿意,出国拿到学位,很可以回来承继父亲,成为心理学权威。但她没有。她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读教育心理统计,“很快发现最聪明的教授都是数学系来的,” 便转读数学系数理统计组。

“我没有数学根基,纯粹被那种聪明迷惑就去了,他们让我知道数学是天才事业,有时一整天就对着黑板上的一条算式。”拿到硕士,又继续念博士。“指导教授说,如果有一天妳半夜醒来,走到桌前解出一个问题,那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答案。但我从没被那种天启式的聪明惊醒过。我想,如果我拿了博士,最多做一个平庸的教师,不会是第一流的数学家。”她那时刚好找到工作,便没写论文,放弃学位。

她在美国公司做了几年统计师,开始写小说,投稿到台湾报社,得了文学奖。“我会写作是因为做事几年,绿卡、升迁都很顺利,接下去我已经看到如果继续待在那公司,可能会愈爬愈高,那时下班后就跟美国同事去玩乐,晚上作梦都讲英文。所以开始写作是很大的转折,如果我不这样做,日子就会那样过下去,每年最兴奋的事就是年初开始计画度假。” 

得了文学奖,受到鼓励,加上八○年代后期台湾风起云涌,她的好友在台湾从事民主运动,她关心又向往,九二年,她决定放弃美国生活回到台湾,进中国时报当主笔,一边做记者采访,一边写评论和小说。而她的文字对当时的台湾是新奇的、女性观点的,又时常翻转、颠覆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她很快便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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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继承父业、放弃美国稳定生活、选择一条崎岖的写作之路,显示的是她的独立,只是一个父母四十多岁才生、理当享受所有疼爱的独生女儿,为何在文字之间与受访时,偶尔不经意透露的,是那样激烈而叛逆的人生?例如:她大一时谈恋爱,因为父母反对(不是为情所苦)而自杀;出国念书半年后某天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母亲,很高兴地说:“我等一下就要结婚了!”母亲在电话那头大惊:“你父亲要昏倒了!”而每次写到母亲,她的心情也总是充满纠结与不解。

这叛逆的来源是什么?究竟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她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得到平衡?听完我的问题,她看着我,突然要我关掉录音机,然后说了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说完,她几番要求我不能写。我们认识十多年,但不很熟,也不算是朋友。她会告诉我,想来是因为既然我问,她就帮我理解。她一直是个诚恳面对自己与他人的作者,这是她没有用谎言敷衍我(记者)的原因。

而我只能说,关掉录音的这段时间,主要的讯息是:“她父亲二○○五年去世后不久,某天她终于问了母亲,自己究竟是否她亲生。母亲说:不是,她是她父亲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一切都得到了解答。

我母亲常说:“别让你父亲蒙羞。”她很严格地执行,总是觉得我不够好。(《联合报》,2007)

比起她的富态、匀称、娇小而显得贵气的四肢,我从小身形瘦长、大手大脚,加上扁阔的骨架,母亲说,那都是女人命苦的征兆。(《我凝视》,2002) 

在母亲面前,我经常莫名所以地紧张,不曾发出声音大笑。笑声意味着某一种失序,女儿流露出失去控制的状态,我自忖母亲必然极其憎厌。而我,说不定也暗暗难堪着母亲不自觉的失态:包括她在父亲面前忸怩的小女儿态、她描述邻家男女话题时候吃吃的笑,以及她(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提及昨晚她与父亲床笫间事突然间的兴奋表情。

带着我不能够分辨的诡异脸色,我的母亲又一次向我埋怨(为了什么呢?):“你父亲身体不好,还是要,弄得早上都起不了床。”站在晨雾的草坪上,穿着中学制服的我,紧张地揉着裙角,想不出怎么顺着她的话接下去……(按:以上两段文字出书时被平路删去,但原文仍保留在她的部落格。) 

是她母亲无法自已地把无辜的少女路平当成了是“那个女人”、她的竞争对象……。后来我们开始谈别的话题,于是继续录音,但我仍被此事缠绕,因此又回来:所以妳的叛逆早已不只是女性主义的思考,真正有关的是自己的生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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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讲好了,有个方程式我不懂,我用很多方法去解它,我把它想得非常复杂,我一直在想我母亲为什么不疼我,一个女人不疼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她自己?……等等,我去找答案。当然,一个女人为什么要用男人的眼光看?她不喜欢我是因为不喜欢我的性别吗?女人怎么看自己的性别?这些都是女性主义的问题。我的谜题对我是这么困难,但没人告诉我答案这么简单:她不爱妳是一定的, 她看到妳就会想起……。所以后来讲出来,才是和解。”小时候父亲从来不(敢)对她笑,现在也懂了。

和解了,人会不会也变得平和了?平路笑,“我也以为。直到这次(国父事件) 才发现不是。”她发现自己还会反击。那么,早或晚知道,差别在哪里?“我希望早知道。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怎么来到这世界上?我怎么长大的?为什么会变成后来这个人?这跟外界怎么看你无关,一个人最重要的价值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可以理解,她会开始写作,其实是在寻找身世。那么,如果从小就知道身世,后来还会成为作家吗?平路轻松起来,往后伸了伸腰:“也许变成音乐家,”又开起玩笑:“或是三民主义学者、监察委员吧。”

去年艺人侯炳莹出书说出家庭秘密,又与母亲、哥哥在媒体互相对质,被人批评是“狗仔才有兴趣的八卦”,或“私人家务事,浪费社会资源”。平路那时特别在专栏中写道:“是不是八卦丑闻,单看社会用哪一种滤光镜去剖析它?若是换一个角度,它其实是一种折射,替我们映照出所有家庭的畸异之处。…譬如,对多数人充满了温暖亲情的‘童年’,对某些孩子们,原本是个充满了灰垢的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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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三人各自根据自己的回忆叙述,平路说:“这份回忆是否能够‘还原’当时的情境则是另一回事。……记忆总是可疑的,然而,对敏感的孩子来说,伤害却如此真实。更根本地看,则好像小说家海明威说的,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被重重地伤害过,尔后的人生,始终的困难在难于拼回原状。因此,侯家兄妹的家务事,岂止于八卦而已。当事人在媒体上真情告白,所带来的反省是:事件中的每个人,包括做父母的,包括每一个你与我,又何尝不是,受伤的小孩?”

母亲后来一直跟平路住在香港,平路回台,送她到养护中心受较好的照顾。平路常去看她,她九十七岁了。真相揭晓后,对母亲的态度有变吗?“反而对她更好。我其实心里有种瞭解,知道她过去生活的不容易……。”

2010.9